《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读书笔记3

2024年1月12日

第三章，沙利文与人际精神分析

“人际精神分析是美国精神病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1892-1949）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立的，其创立源自沙利文治疗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经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对美国精神病学界的临床思想和实践具有一定影响，但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系统，仍然是由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里佩林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创立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传统精神病学方法。或许精神分裂症（克里佩林称为“早发性痴呆”）最为重要的辨别特征就是病人切断了与他人之间各种正常关系的渠道。精神分裂症病人思维混乱，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克里佩林学派将精神分裂症视为一种神经生理性疾病：具有生理基础，随着时间推移将不可避免地恶化，并以完全衰退而告终”。沙利文认为“精神分裂症病人对自己所处的人际环境极其敏感并能做出反应。尽管他们的表达常常是间接的、经过伪装的，但是对于他人的觉察，他们是非常敏锐的，而这种敏锐常常带给他们痛苦。这种临床经验促使沙利文逐渐形成解释心理过程的人际观点”。“沙利文越来越坚信，要理解心理病理学，只以个体为研究单元是不够的。人类与其所处的人际环境永远、也必然是不可分割的。个体的人格是在由他人所组成的环境中形成的。人总处在与他人的互动之中。人格或自我并不在个体的‘内部’，而是表现在与他人的互动中”。

“最有意义的研究单元不是个体而是人际环境，这一原则看似简单，但对于思考人格、心理病理学和精神分析都具有深刻的意义。……沙利文逐渐感到，人类活动和人类心灵不是原本就存在于个体内部的东西，而是在个体间的互动中产生的；人格是为了适应人际环境而形成的，如果不考虑到这一复杂、互动的人格塑造过程，就无法理解人格”。“在经典精神分析设置中，分析师静静等待隐秘的愿望在没有检查机制作用的自由联想中以伪装方式浮现，随后解译这些愿望。在沙利文学派中，分析师则会主动询问互动情况；重要资料不会自然浮现，因为病人（在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会遗漏最重要的内容”。“沙利文认为，要获得所需的资料，他必须了解除了病人的想法、感受和幻想之外更多的情况。沙利文会收集细节，以便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且他认为，只有了解人际互动环境，我们才能理解病人是如何在反复重演他的命运”。

“焦虑与动机”。“沙利文的人际过程研究越来越关注焦虑，因为焦虑作为关键因素，决定着个体如何形成其经验以及如何与他人互动。沙利文逐渐发现，那些表面看来比较突出的方面（例如引人注目、干扰生活的各种症状），常常是用来分散对潜在焦虑点的注意，也就是说属于控制焦虑的技术”。“沙利文提出的发展理论认为，焦虑是塑造自我和调节与他人互动的关键病理性因素。沙利文描述道，新生儿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一种是接近于完全舒适的状态，另一种是紧张状态，各种需要都在要求得到注意。只要有一位对新生儿的反应比较敏感的照料者在场，新生儿的大多数紧张都并不成为问题。照料者针对幼儿的需要做出反应，令幼儿得到满足。……沙利文把这些需要称为‘整合倾向’，因为其本质特性在于把人拉近，进行相互带来满足的互动”。“沙利文认为，这些寻求满足的需要帮助建立与他人的互惠关系，不仅新生儿需要，在生命的整个历程中也都需要；成人的各种需要也会引起其他成人的互补性需要”。“与弗洛伊德不同，……沙利文指出，我们并非生来就带着反社会的兽性冲动，而这些冲动只有在巨大威胁和艰辛努力下才可驯服和社会化；相反，我们已经进化成了社会动物，天生具有与他人互动的倾向”。

“沙利文认为，焦虑是所有人类活动中几乎都有的瑕疵。寻求满足的需要是在幼儿身上自然发生的，但焦虑则是幼儿从外界获得的。沙利文区分了恐惧与焦虑。如果出现一声巨大的噪音，如果饥饿没有得到照料，如果任何一种紧张增加了，幼儿就会感到害怕。恐惧实际上具有促进整合的作用；幼儿通过哭闹表达恐惧，吸引照料者与幼儿互动，抚慰幼儿并处理问题。相反，焦虑却是没有指向的，也并非来自于幼儿自身紧张的增加。焦虑是幼儿从其他人身上获得的”。“情感状态具有感染力。紧张不安的人容易让别人也感到紧张不安；……幼儿对他人的情感状态尤其敏感。他们自己的状态极大地受到周围人情绪色彩的影响。沙利文将照料者的情感感染、蔓延到幼儿的这种现象称为‘共情联结’。如果照料者是轻松自在的，幼儿的需要基本上得到和缓的回应，他们将在放松满足的状态与由需要浮现所引发的紧张状态之间轻柔地往复交替。但如果照料者是焦虑的，……幼儿会感染到照料者的焦虑，因而感到一种没有指向、没有明显原因、形态不明的紧张。与寻求满足的需要不同，这种焦虑所带来的紧张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促进整合的功能，因为可能解救这种焦虑紧张的人正是最开始时引发它的人”。“对幼儿来说，焦虑是一种噩梦般的情境，对早期经验具有深刻影响。焦虑不仅本身是痛苦、令人恐惧和无法逃脱的，而且还对幼儿各种寻求满足的需要具有失整合倾向的作用。幼儿在焦虑的时候无法接受喂养、拥抱，

也无法睡觉。类似地，成人的焦虑也会干扰思维、沟通、学习、性能力、情感亲密等。在沙利文看来，焦虑是经过复杂进化形成的，是原本和谐的人际和社会交互调节系统之中的破坏性因素”。

“由于是照料者引发了孩子的焦虑，沙利文称这种最早发生的区分为‘好母亲’（非焦虑的）状态与‘坏母亲’（焦虑的）状态之间的区分。孩子与不同的照料者在焦虑状态下的经验组合在一起，形成孩子对‘坏母亲’的经验；而与不同的照料者在非焦虑状态下的经验（照料者能够对孩子寻求满足的需要做出有效的反应）组合在一起，形成孩子对‘好母亲’的经验。这些人的不同对幼儿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唯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焦虑还是不焦虑。类似地，每个人都会有时焦虑有时不是，这也不重要；因为照料者在这两种状态下对孩子的影响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孩子感到他（或她）是两个不同的人”。“沙利文假定幼儿最初被动地体验各种心理状态；究竟是‘好母亲’还是‘坏母亲’占据主导，以及随之而来的非常不同的影响，都是他不能控制的。然而，幼儿逐渐掌握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他开始能预测靠近自己的是‘好母亲’还是‘坏母亲’。通过面部表情、体态的紧张程度、声音语调这些可靠的预测信号，幼儿能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样的人身边：这个人能平和地回应他的需要，还是会把他带进无法缓解的紧张旋涡”。“第二个关键步骤是，随着孩子发现‘好母亲’或‘坏母亲’的出现与自己有关，他发现了令人吃惊的事实：自己的活动和表现有些会让照料者焦虑，有些则会让照料者平静和赞许。……沙利文设想这是一个多种联结逐渐建立的过程。……那些容易引发赞许（并通过共情联结转而使孩子感到放松）的活动被组织在一起赋予了普遍的积极价值（‘好我’）。那些容易引发焦虑（并因此使孩子感到焦虑）的活动被组织在一起赋予了普遍的消极价值（‘坏我’）。至于那些会引发照料者强烈焦虑（并通过共情联结转而引发孩子强烈焦虑）的活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沙利文认为，强烈的焦虑会给人带来极大困扰，并导致人遗忘焦虑之前刚刚发生的体验。因此，孩子完全感觉不到那些通常引发周围成年人强烈焦虑的活动是自己的表现一一这些内容变成了‘非我’，变成了被解离的状态，无论在幼年还是成年以后，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不会成为被个体承认的自己的一部分”。

“自我系统”。“孩子对自身经验的控制增加，这个过程中最后的关键步骤是他意识到自己能够塑造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好母亲’更常出现，而‘坏母亲’更少出现。此时，一套更主动的过程（自我系统）发展起来，……自我系统使孩子避免做出与照料者的焦虑水平升高（因而也使自己的焦虑水平升高）有关的表现和行为，而促使他做出与照料者的焦虑水平降低（因而也使自己焦虑水平降低）有关的表现和行为。自我系统缓慢而渐强地，同时也是必然地塑造着孩子，让他符合由重要他人的人格特点决定的小环境。……孩子的人格轮廓是由父母的焦虑深深蚀刻而成的”。“沙利文认为自我系统保持着稳定，但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孩子的成长，自我系统选择性地将经验导向已知的熟悉内容。……如果生命的第一年存在大量的焦虑，自我系统会形成僵化的控制，将真实的新经验完全排除在外”。“尽管如此，沙利文感到，与他人建立新的关系形式的强大需要（一种新的寻求满足的需要）促成了童年期和成年早期各主要发展阶段的开始，比如……在青春期前期对单一密友，即所谓‘死党’的需要……随着每一种新的需要出现，自我系统的限制就会放松，于是新的、更健康的整合就有可能发生。新的力量带来更高水平的人际整合，个体从而可能克服旧的焦虑”。沙利文的理论主要是“关于自我将焦虑维持在最低水平的心理加工过程。（他把这些对抗焦虑的方式称为‘安全的需要’，以区分于寻求满足的需要。）当焦虑不构成威胁时，……寻求满足的需要出现并发挥促进整合的作用，使个体与他人发生相互满足的互动。当焦虑迫近时，自我系统占据主导：它控制着哪些内容可以进入意识，引发过去曾成功减轻焦虑的互动，选择性地塑造个体对自己和互动中的另外一方的印象”。

“与弗洛伊德一样，沙利文认为人类经验是从快乐（沙利文的‘满足’）与对快乐愿望的防御性调控（沙利文的‘安全’）之间的张力中产生的。但是，在传统弗洛伊德理论与沙利文的人际流派之间，对动机、早期发展和精神结构的看法存在几项根本差异：弗洛伊德认为性欲和攻击在本质上是反社会的，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冲突，而沙利文认为，只有引发重要照料者焦虑的特定领域的经验才会带来冲突。……弗洛伊德认为冲突的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驱力背后的动能特性（一个人天生所具有的力比多或攻击性大小），而沙利文则指出，个体的焦虑水平是早期环境的焦虑水平的直接产物”。“自我心理学家与沙利文一样，扩展了精神分析关注的领域，从弗洛伊德对个体心理及其精神内部的关注扩展到对个体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关注。自我心理学家与沙利文一样，认为早期照料情况的变动和照料者相对的健康或性格病态对孩子的发展非常关键。……自我心理学家在进行理论建构时，沿袭或结合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他们认为心理是从两个相互交错的组成成分上建立起来的：生来具有的驱力与通过互动而形成的自我。而沙利文则认为，心理完全是社会性的。虽然可能存在与生俱来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所产生的心理价值和意义完全来源于重要他人的反应方式”。

“安全操作与焦虑点”。“沙利文使用‘温和’一词描述功能良好的自我系统的心理过程。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具有极高的敏感性来产生焦虑，并发展出复杂的、极为迅速的、内隐的安全操作以帮助我们远离焦虑点，回到熟悉的立足之地。人际精神分析师使用的一项核心技术就是通过提问和鼓励自省来提高个体对自我系统运作的知觉，由此关键的、一闪即过的一系列行为能够被观察、理解，并通过理解而逐渐得到改变”。“细节询问的使用标志着沙利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临床方法上的明显差别。如果以最严格的方式应用经典方法，分析师不应提问，……分析师的任务是解译隐含在病人自由联想中的潜在动力学，揭示完藏其中的隐性想法”。“沙利文对临床情境的看法非常不同，这些不同反映在对人类心灵，尤其是语言方面的理解上。在沙利文看来，我们每个人使用语言的方式都具有相当特殊的个人意义。……如果分析师自以为了解病人所用词汇的含义，并根据自己假定的理解来做解译，将会引起极大混乱，并导致丧失产生有意义领悟的希望。分析师要了解病人真正谈的是什么，唯一的方法是询问细节问题。而且，分析师要获得关于病人所描述情境的重要信息，唯一的方法就是引导这种询问，至少有时要这样做”。“沙利文曾指出，焦虑点总是先于安全操作而发生。……所以需要依赖于对外部事件的细节询问，以及分析师自己与病人互动的体验（反移情）”。“沙利文认为安全操作是以长期保留导致焦虑的情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焦虑降低。安全操作始终在运作着。……正是安全操作的即时效果使得它如此顽固，只有经过大量艰苦的分析工作才能改变。……安全操作是自我系统用来减低焦虑的策略，是从早期人际情境过度泛化而来，其目的是避免预期会出现的威胁”。“沙利文认为，病人越能理解自我系统用以避免焦虑的工作方式，就越容易做出不同的选择。……改变不仅发生在理解层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知觉层面，扩展了关于内部过程以及人际现实事件的前后关系的意识”。

“沙利文对强迫观念的理解”。“沙利文最重要的一些贡献来自他治疗强迫症的临床工作。这类病人对自己和别人都容易过度控制；他们吝啬、好竞争、苛求，沉湎于细节而延误行动。弗洛伊德最初从肛门期固着的角度来分析这类病人，认为症状的意义是对抗肛门期的力比多愿望——想要搞乱弄脏、想要违抗排便训练和社会整洁习惯所定下的规则。他认为他们控制的性格特质是对这些想要搞乱弄脏和违抗冲动的复杂防御（反向形成）或伪装的表达。……强迫症病人被描绘为施虐者和迷恋权力的人”。“沙利文对强迫症的理解则非常不同。他认为强迫症病人对控制的需求……是对预期将要发生的羞辱和极度焦虑作出的提前防御。……他们在躯体或情感上曾受到粗暴的对待，而同时却又被告知家人是爱自己的，殴打或羞辱是为了他们好，是出于对他们的关怀。……强迫症病人深深地感到是非难辨，困惑不解。他们畏惧与人交往，因为预期最后自己总会感到很糟糕和无助，而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或怎么变成这样的。他们的权力追求背后的深层动机是解除他人攻击的需要，是为了避免他人威胁自身的安全感”。“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精神内部的理解框架中，病人内心是充满了激烈斗争的。危险的冲动寻求表达；坚固的防御体系为对抗这些冲动而建立。这些内部力量之间的消耗性斗争渐渐耗尽了本可用来追求更舒适生活的能量。这些活动发生在病人的内部世界中。但是，在沙利文的人际框架中，病人努力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维持安全感。过去的关系造成了深切的痛苦和羞辱感；于是病人建立了安全操作来避免类似的危险在当前关系中出现。这些活动发生在病人与他人的互动中”。“根据沙利文的理解，分析师的任务是促进病人意识到自己如何参与了这些互动。病人开始注意到她过去一直竭力避免看到的显著特征。她逐渐理解自己短期内有效控制焦虑的行为从长远来看如何阻碍了她过上更满意的生活。病人与分析师的关系常常能有效地展示出病人性格中安全操作所带来的自我局限。沙利文指出，病人必然会在这个关系中重演重要的人际关系模式”。

“当代人际精神分析”。“克拉拉·汤普森（1893-1958）对当代人际精神分析模式的形成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她曾在纽约精神分析学院接受经典弗洛伊德分析的训练，并曾在布达佩斯接受桑德尔·费伦齐的分析，而费伦齐是弗洛伊德身边的重要人物中最具变革性和争议性的人物。……汤普森发现，费伦齐所强调的过去和当前真实关系的重要性，可以与沙利文的人际理论密切融合。为了达成这种结合，汤普森在她的人际精神分析观点中加入了埃利希·弗洛姆（1900-1980）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弗洛姆在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人性的存在主义观点框架下，重新整理了弗洛伊德表述的许多心理动力学观点”。“弗洛姆推论，人类在历史不同时期会发展出不同的性格类型，因为不同类型的社会需要特定类型的人来执行特定的社会经济功能。我们是深受社会化影响的生物，对孤单的恐惧超过一切；因此，对所有人来说，都有一种巨大的压力使我们按照社会需求来塑造自己。……无意识是社会的产物，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害怕如果更充分地表达个人体验，可能导致自身自由和社会孤单，这正是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恐惧并回避的”。“汤普森将沙利文的人际理论（他一直认为人际理论是精神病学的分支，而非精神分析流派）与费伦齐和弗洛姆的观点结合起来，织就了人际精神分析的粗略纲要，……一套通用的理论重点和临床方法学。在人际流派中，从沙利文的早期贡献到当前人际理论实践，其中的两项重要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弗洛姆思想的影响”。“第一项发展是，关注点已经明显地从过去变为现在，从彼时彼地变为此时此地。沙利文非常重视病人的个人史，指出治疗应从详尽调查病人的背景和所有重要的发展阶段开始。……汤普森和弗洛姆的重要贡献之一——‘性格’这个概念已变得日益重要。重要的不是重新理解影响病人发展的早期关系，而是更多关注病人当前的生活方式如何受到这些早期关系的影响。最关键的是病人如何整合与他人关系（而与分析师的关系是能够观察这种方式的重要舞台）。……第二项发展与第一项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即分析师的个人体验被更多地认为是由分析情境所激起的，也是深植于分析情境之中的；反移情（分析师对病人的个人体验）现在被认为是分析过程的一个关键特征”。“沙利文描述了分析师在与病人的关系中采取‘参与性观察’的方式。病人试图将分析师带入他典型的互动模式中。分析师就像一台灵敏的仪器，利用自己对这些微妙人际变化的觉察，建立有关病人安全操作的假设。……分析师是人际关系的专家，她的专家地位会使她避免被卷入病态的整合。分析师需要对自身出现轻微的焦虑有足够的察觉，避免使用自己的安全操作。精熟的分析师不会从病人身上寻求任何人际上的满足，因此不会对病人有强烈或混乱的情感。现代人际精神分析师对分析师的定位不同于前人。他们认为病人的人际策略是强大有力的诱导，诱使分析师参与病人的关系模式。分析师则同样具有人际需求、焦虑和安全操作，在与病人的互动中这些也必然会被唤起。由于现代人际精神分析重视当前多于过去，因此分析师被更多地认为是充分参与者，与病人共同创造和保持人际模式，而不是相对超然的观察者，只对病人的操作进行观察”。“埃德加·列文森（1972），这位最有影响的当代人际学派理论家，曾经使用‘同型转化’一词来描述构成病人人格的基本互动模式在病人生活的所有重要领域中——在过去、分析情境之外的当前关系、分析关系中——重复发生的情况”。“列文森谈到逐渐‘抵抗转化’的分析师。分析师理解自己如何被引入重复性场景，这本身就开启了与病人进行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交往的可能性。随着分析师的深入反思，对自身的参与了解得更加清楚，探询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参与形式。有些探询完全发生在分析师的脑海中，有些则可能要促使病人面对自己在互动中的角色，有些则可能需要分析师审慎地向病人表露自己的体验”。“对分析过程的人际观点更充分地考虑了分析师的参与，这引发了大量有关技术问题和临床方法的争议。……在所有精神分析的主要流派中曾发生过一场以更强调互动的观点看待分析情境的广泛运动。人际学派的学者在运动中充任先锋，开辟了一块激进的（仍然是存在争议、尚未成熟和充满问题的）概念疆域，其他的移居者以更为谨慎的脚步踏入这片领域”。“对于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现代逐渐形成了复杂的、去中心化的、依情境而定的理解，而精神分析在这种理解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对无意识过程的探索挑战了人们多个世纪以来所持有的信念，即人的心理对自己而言是明晰可见的，意识经验是能动和意义的核心。尽管使用的技术语言非常不同，但沙利文的工作代表着对这一主线的革命性延伸。沙利文指出，一个人所认为的自己，即自我系统，是一种建构，其目的是制造幻觉以驱散焦虑。尽管我们感到自己有一个类似客体的自我存在于我们内部，但我们部分地通过瞬时的记忆和预期来变换着建构我们自己，而这取决于我们所处的人际情境。尽管感到自己是单一的，但我们实际上是通过多重自我组织来活动的，它们适应于我们所互动的他人的体验。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自我是垂直组织的，冲突区域被压抑所掩埋；与此不同，在沙利文的观点中，自我是平行组织分布的，是‘解离’过程将不能相容的区域区分开来。这种对去中心化、多重、依情境而定的自我的理解，是现代哲学、文学和社会批评等许多领域探讨主观性和经验的核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