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第三章儿童的死亡概念

2025年1月26日

1.行为科学家仔细考察这个课题时总会发现，儿童非比寻常地专注于死亡。儿童对死亡的关注很普遍，而这对于他们的经验世界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谜题，他们的主要发展任务之一就是要应对无助感和消亡的恐惧，而性欲问题是继而衍生出的产物。[插图]2.儿童不仅非常关注死亡，而且这些关注开始的年龄远比人们想象得更早。3.儿童对死亡的意识，还有他们应对死亡恐惧的方式，都会经过一系列顺次发展的阶段。4.儿童的应付策略总是基于否认：他们似乎没能成长到足以承受生死，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成长到直面这一事实。

梅兰妮·克莱因根据自己分析儿童的经验得出结论，非常小的孩子与死亡的关系很密切，这种关系早于儿童对死亡有理性知识。克莱因说，死亡恐惧是婴儿最早期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她认可弗洛伊德在1923年提出的理论，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的潜意识死亡驱力；但她还论证说，如果人类要存活的话，必然有一种对丧失生命的恐惧来平衡死亡驱力。克莱因认为死亡恐惧是焦虑的原始来源，而性焦虑和超我焦虑是后来的衍生现象。我在精神分析中的观察表明，潜意识中存在一种对生命消亡的恐惧。我还认为如果我们假设死本能的存在，就必须也假设心灵最深层存在一种死亡恐惧的形式来回应死本能。死本能在内心中运作所产生的危险，是焦虑的最早原因。……对被摧毁的恐惧是对自身完全消亡恐惧的一种率直表达。……死亡恐惧形成了阉割焦虑，而不是“类似于”阉割焦虑。……既然生殖是对抗死亡的必要方式，那么失去生殖器官将意味着丧失了保存并延续生命的创造力量。我认为，克莱因的关于生殖源自死亡恐惧的论点是令人敬畏的；在关于人类个体的精神生活中什么是“首要”的方面，克莱因的论点对传统精神分析的观点提出质疑。

库尔特·艾斯勒在精神分析运动的早期就对死亡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儿童早期对性欲的关注是一种衍生的探究，继发于更早时对死亡的可怖意识：提炼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儿童对生殖过程（也就是“生命的真相”）的探究是更早期对死亡短暂探究的再版。儿童不再探索死亡很可能是因为这种探究伴随着恐惧，也因为在其任何可能的探究过程中都包含着彻底的无助和随之而来的绝望。其他密切观察儿童的治疗师也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理论上来说低龄儿童的智力是否足以了解死亡，他们其实能够领会这件事情的本质。

艾达·莫瑞尔在一篇备受争议的文章中，就婴儿早期的死亡意识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推测。莫瑞尔推论婴儿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区别自身和环境间的差异——要了解生命和非生命是对立的。由于婴儿在意识和潜意识、睡眠和清醒之间来回摇摆，他会开始感觉到这两种状态的不同。婴儿在夜惊时的心理体验是什么呢？莫瑞尔认为，婴儿可能体验到恐惧，并对不存在有所意识。躺在漆黑而寂静的房间里，什么都看不到也听不见，婴儿可能因为不完整的现实感和灵魂出窍的感觉而惊恐。婴儿为什么喜欢坐在餐椅上把玩具扔出去呢？如果照料者帮婴儿捡回玩具的话，他通常会一直玩下去，直到照料者疲惫不堪。莫瑞尔认为，婴儿着迷于消失和重现，这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是存在与不存在的实质象征。儿童在建立客体恒常性之前无法正确理解物体的消失。如果没有对改变、破坏和消失的理解，恒常性就没有意义；所以，儿童先后发展出恒常与改变的概念。此外，客体恒常性和自我永存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永存（活着、存在）与消失（不存在、死亡）的现象此消彼长，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

我相信，年纪较小（五至八岁）的儿童偶然发现了“生命的真相”，孤独的探索使他们发现死亡，可是儿童无法承受这种发现，并体验到原始的焦虑。虽然儿童会寻求保证，但仍然必须处理死亡。面对死亡他可能感到恐慌、否认它、把它拟人化、嘲笑它、压抑它、用别的东西替代它，可是仍然必须处理它。在潜伏期（九至十二岁），儿童学会（或是被教会）否认现实，于是逐渐发展出有效而复杂的否认方式，对死亡的意识溜到潜意识领域，外显的死亡恐惧减少。无忧无虑的前青春期，所谓“黄金时代”的潜伏期，并非减轻了死亡焦虑，而是由死亡焦虑所导致的。尽管儿童在潜伏期获得很多常识，但同时也回避了关于生命真相的知识。此时“潜伏”起来的是对死亡的意识，就如同婴儿期的性欲一样。到了青春期时（十三至十六岁），儿童期的否认系统不再有效，青少年的内省倾向和更多的资源允许其再度面对死亡的必然性，承受焦虑，并寻找另外的模式来应对生命的真相。

否认死亡的两个基本屏障。小孩以两个基本的防御来对抗死亡的可怕，这是从生命之初就有的防御：深深相信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存在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终极拯救者。独特性。我们每个人，从早先的儿童到长大成人，都紧紧抓住一个非理性信念，那就是自己是具有独特性的。极限、衰老、死亡，这些可以适用在他人身上，但对我来说不适用。人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是不会受伤、不会毁灭的。在生命之初就可以找到这种原始信念的起源。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初期都是极端自我中心的时期，自己就是全世界，和其他客体或生命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每一个念头都不需要个人努力就能得到满足，想法能产生实际结果。人与生俱来有一种特殊感，并将这种现成的信念当作盾牌来对抗死亡焦虑。终极拯救者。与这种人类本位的妄想紧密相连的是，相信存在着终极拯救者的信念。这个信念也根植于生命初期，那时候父母朦胧的形象，是婴儿完美的附属物，不仅是强大有力的行动者，还是永不停歇的奴仆。拥有外在的奴仆这一信念会被婴儿期和儿童期父母无微不至的照料所强化。儿童一次次地过度冒险，遭遇现实无情的荆棘，又被父母的巨大双翼温暖地抱起，获得拯救。独特性和终极拯救者的信念能很好地服务于发展中的儿童：这两种信念是个体为抵抗死亡恐惧而建立的防御结构的绝对基础。其他次级防御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成人常常用次级防御掩盖了最初的原始防御和原始焦虑的本质。这两种基本的防御根深蒂固，而且一直延续到成人期，仍对人格结构和症状形成发挥强有力的影响。

如果死亡焦虑是心理病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死亡观念达成妥协是每一个儿童的重大发展任务。发展性事件必然存在某种“理想的”时机或顺序：儿童必须以与内在资源相匹配的速度处理各种问题，“过多、过早”显然都会造成失衡。在发展出适当防御之前就面对死亡的残酷的孩子，可能会承受过大的压力。生活中任何时刻过大的压力和不快，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都不只是暂时的不安。儿童的环境中出现死亡是一个重要事件；某些接触死亡的情形——如果程度适当、儿童已存在自我的资源、具有健康的素质，并且获得有能力处理自身死亡焦虑的成人支持——可能具有预防接种的作用，可是有些情形却可能超出儿童的自我保护能力。

父亲或母亲的死亡对儿童来说是一个灾难性事件。儿童的反应有赖于很多因素：他与父母亲关系的质量；父母亲死时的情境；父母在疾病末期的态度；父母中未亡的一方、社区网络以及家庭资源是否强大有力。儿童除了承受严重的丧失之外，进而还会格外困扰于会不会是自己对父母的攻击行为或幻想促成了父母的死亡。毁灭是人的首要恐惧，会在丧失他人的反应中造成极大的痛苦。莫瑞尔说得好：“在正确认知之下的某个层面，天真自恋的儿童‘知道’丧失父母就是丧失维系自身生命的纽带……分离焦虑造成痛苦的原因并不是渴望独占丧失的爱恋客体，而是出于对自己生命的全面性恐惧。”不难证明精神疾病的患者（包括神经症和精神病）比一般人更常有丧失父母的经验。儿童不仅会遇到因死亡意识而产生的焦虑，还会从他难以应付的很多其他压力源（人际、性欲、学校）中蒙受巨大的焦虑。因此这样的儿童很可能发展出症状和神经症性防御机制，在毕生层层堆积。对自身死亡的恐惧可能在最深层，只在极少时候才以未经伪装的形式出现在梦魇或其他潜意识表现中。

总结来说，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儿童在早年就发现了死亡这回事，他们知道生命终将不复存在，也会把这个知识应用到自己身上，这一发现的结果是使他们承受着很大的焦虑。一个重要的发展性任务就是处理这种焦虑，而儿童有两种主要的处理方式：改变死亡难以忍受的客观事实，或是改变内心的主观体验。儿童会否认死亡的必然性和不变性。他们会创造不死的神话，或是愉快地接受长者所提供的神话。儿童也会通过改变内在现实来否认自己在死亡面前的无助感——相信自己的特殊、全能和不受伤害，以及存在某种针对自己的外在力量或生命会拯救他脱离所有其他人都要面临的命运。罗克林说：“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儿童获得成人对生命终止的看法，而是成人如何毕生顽固地坚持儿时的信念，而且总是时刻准备着还原到儿时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