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第四章死亡与心理病理现象

2025年1月26日-2月8日

所有人都在面对死亡焦虑。大部分人会发展出适应性的应对模式——由一些基于否认的策略所组成，诸如压抑、潜抑、置换、相信自身的全能、接受社会认可的宗教信仰，从而使死亡“解毒”，或是以获得象征性永生为目标，来努力克服死亡。根据定义，心理病理现象（在任何系统中）都是无效的防御模式，即使防御策略成功地避开了剧烈的焦虑，它也会妨碍成长，使人生受到制约且令人感到不满。多位存在主义理论家都提到过人们在应对死亡焦虑的斗争中所付出的高昂代价。祁克果认为人们限制自己、消耗自己以避免感知到“就在身旁窥伺着的恐惧、消亡和毁灭”。奥托·兰克描述神经症患者是“拒绝借贷（生命），以避免偿债（死亡）”的人。保罗·蒂利希宣称：“神经症是用逃避生命的方式来回避失去生命。”

儿童觉察到死亡后的应对模式是以否认为基础的模式，而否认系统的支柱是两大古老的信念，人类神圣不可侵犯和/或人类永远受到终极拯救者的守护。这两个信念特别强大，因为它们从两个来源获得强化：一是早年生活的环境，二是广为传颂、被文化认可的神话，包括存在着永生系统及一个人格化、注视着我们的神。以概括、笼统的方式看，这两种防御构成辩证关系——面对人生境遇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模式。人与人之间或是融合或是分离，或是互相嵌入或是特立独行。人们或是通过“出类拔萃”来证实自己的自主性，或是通过附着于其他力量来寻求安全感。人们要么变成自己的父亲，要么永远作为儿子。这正是弗洛姆所表达的意思，他把人描述为“渴望顺服或是贪恋权力”。

个人独特性的信念特别有助于适应环境，出类拔萃，并忍受所伴随的不安——孤独；觉察到自己的渺小和外在世界的可怕、父母的无能、我们的生物学特征，及对自然的依附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死亡的认识一直在意识边缘聒噪。我们能够豁免自然法则，这一信念成为许多行为的基础。它增强了我们的勇气，使我们遭遇危险时，不会淹没在自己将被消灭的威胁之中。勇气就这样引发了被称为人类“天性”的努力，争取能力、效果、权力和控制。一个人获得的权力达到一定程度，就能进一步缓和死亡恐惧及强化个人独特性的信念。讨论用以应付死亡恐惧的独特性模式时，我着眼于适应不良的个人主义或替代解决方案的形式：失控的个人英雄主义，强迫性工作狂，不能永远“螺旋上升”而引发的抑郁，严重自恋人格疾患及其伴随的难以解决的人际分歧、非适应性的攻击以及控制性的生活方式。但是独特性防御还有一种更为严重且内在的局限性。个体化、将自体与整体分离、作为孤独的生命而前进以及生活、超越同侪和父母，这些背后都存在着一些令人恐惧的东西。当一个人经过长久努力而获得巨大成功时，表现出的并不是兴奋，而是极度的烦躁不安，他们常常感觉自己并未成功。弗洛伊德把这种现象称为“被成功所击垮”症候群。兰克将之描述为“生命焦虑”——害怕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面对生命。所以，投入生活的人注定会焦虑。出类拔萃、成为自己的父亲，或是如斯宾诺沙所说的“自己的神”，都意味着彻底的孤独；它意味着独自一人，没有拯救者或引渡人的神话，也没有相依相偎的安慰。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如此无遮无挡地暴露于个体化的孤独之中，都是难以忍受的。当个人独特性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无法终止痛苦时，我们就会向另一个重要的否认系统寻求解救：相信存在一位个人的终极拯救者。

在人类信念中，最明显、最清楚的社会属性就是，存在着一个全能的解救者：永远关注着、热爱着、保护着我们的力量或物质。虽然它会让我们冒险走到无尽深渊的边缘，但它终究会拯救我们。数千年来，人类以这种方式克服死亡恐惧，出于对某些崇高地位或人格化目标的热忱，而选择放弃自己的自由，甚至他们的生命。在人生中，终极拯救者的信念能够提供相当多的慰藉，并且这种效应是顺畅而无形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自己信念系统的结构，直到这个信念系统无法达到它的目标时才会意识到它。有很多原因能导致防御的崩溃，引发心理病理的出现。也许，致死性疾病是对终极拯救者效能的最严酷考验。医生是拯救者角色的最佳候选人，病人出于自己的意愿把拯救者的外衣套在医生身上；然而医生也乐于套上这件外衣，因为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医生强化自身独特性信念的方法。很多病人会对无法治愈他们的医生愤怒——并不是因为医术失败而生气，而是对于他们无法化身为终极拯救者感到愤怒。另一种情形，就是为了“重要他人”而活的人，试图与提供保护和生活意义的人合而为一。重要他人可能是配偶、母亲、父亲、情人、治疗师，或是拟人化的商业或社会机构。这种生活观念的崩溃，可能有很多原因：重要他人可能会死亡、离开、不再关爱和注意，或是表现出难以担当重任。与终极拯救者信念过度膨胀有关的一系列行为：自我贬低、惧怕失去爱、被动、依赖、自我牺牲、拒绝长大、信念崩溃时的抑郁。总的来说，终极拯救者的防御方式不如个人独特性的信念有效。不仅因为它更容易破灭，而且也因为它所固有的对人的限制性。终极拯救者的信念可能导致限制性的人际关系，联结的力量都不是来自关系本身，而是对孤独的恐惧；而在孤独中最可怕的是，没有神奇而有力的人围绕在身边，观察并预见我们的需求，为我们每个人提供抵挡死亡命运的盾牌。

大部分的人，会同时通过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和存在终极拯救者这两种信念来对抗死亡焦虑，它们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因为我们拥有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福祉的、全能的神或力量，所以我们是独特的、不朽的，并且有勇气摆脱困境；由于我们是独特的、无与伦比的生物，所以宇宙中的特殊力量才会关心我们；尽管我们的终极拯救者是全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是我们永远的仆人。奥托·兰克一篇富有思想性的文章，题目是“生命恐惧和死亡恐惧”，他在这篇文章中假设了一种基本的动力，以阐明这两种防御的关系。兰克的“生命恐惧”是指面对“丧失与更大整体的联结”的焦虑。生命恐惧也就是恐惧不得不以孤独的存在状态来面对生命，恐惧个体化、“向前迈进”、“脱颖而出”。兰克相信生命恐惧的原型就是“出生”，就是最初的创伤和分离。兰克的“死亡恐惧”是指恐惧消亡、丧失个体性、再度融入整体之中。兰克说：“个体在这恐惧的两极之间，穿梭摇摆，耗尽一生……”人们努力让自己获得独立、发展个性、确认自己的自主性、向前迈进、实现潜能。可是发展到一定时期，面对生命会让人感到恐惧。它们必然伴随着可怕的、无保护的孤独感——为了缓解这种感觉，人们反其道而行：“退行”、放弃个体化、在融合中寻求慰藉、消融自己、臣服于他人。可是这种安慰并不稳定，因为这种选择同样会引发恐惧——死亡恐惧：放弃、停滞，最后会导致毫无生机。人的一生就是在这恐惧的两极——生命恐惧和死亡恐惧——之间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