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第五章死亡与心理治疗

2025年2月10日-11日

死亡的现实对心理治疗是重要的，这体现在两个明确的方面：觉察死亡作为一种“边界处境”可能使生命观发生彻底的转变；死亡是焦虑的基本来源。

“边界处境”是指一个事件、一种紧急的体验，迫使人面对自己存在于世的“处境”。面对个人的死亡是一种极端的边界处境，其力量足以使人的生活方式发生极大的转变。“虽然肉体的死亡可以毁灭一个人，但是死亡的观念却能拯救他。”死亡作为一种催化剂，可以推动人们实现一种更高的存在状态：从想知道事物如何运作到想知道事物的本质。死亡的觉察使人们脱离对琐事的关心，为生命提供深入、强烈而完全不同的观点。

“生命无法拖延。”一个人能真正生活的只有当下；事实上，人不可能比当下活得更久——当下一直伴随着你。死亡提醒我们生命无法拖延。它也提醒我们还有时间生活。如果一个人足够幸运地与他的死亡不期而遇，并体验到生命如同“可能的可能”（祁克果）以及死亡如同“未来可能的不可能”（海德格尔），这个人就能明白，只要一个人活着，就有可能性——他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直到最后一刻。然而，如果一个人在今晚死去，那么对于明天的一切打算和诺言就都胎死腹中了。尼采用优美的语句来表述这个原则：从绝望的深渊中，从严重的病痛中，人们回归到新生状态，脱去一层皮肤，更怕痒、更敏锐，更能品尝快乐的滋味，有着对一切好事更敏感的舌头，更愉悦的感官，带着无邪的喜悦，像小孩子般天真单纯，看东西时比以前细腻百倍。牢记死亡于心，就会对数不尽的存在的馈赠抱持欣赏和感恩之心。通常，我们并不在意自己真正拥有的和能做的事，反而想着自己缺少的和不能做的事，或者由于微不足道的忧虑和名声或自尊心受到威胁，使我们的成长受到阻碍。牢记死亡于心，就会对数不尽的存在的馈赠抱持欣赏和感恩之心。斯多葛学派所谓“如果你想学会如何生活，就要深思死亡”正是这个意思。重要的是，不要被病态的死亡观念所支配，而要在死亡的背景下体会生命，从而使生命变得自觉、生活变得丰富。如同桑塔雅纳所言：“死亡提供的黑暗背景使细致的生命之色更为纯粹。”

在日常临床工作中，治疗师经常遇到一些人，他们面临看似不会引发焦虑的事件时，却极度焦虑。焦虑是人们察觉到某种对生存构成威胁的危险时发出的信号。问题在于，神经症病人的安全感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们过度扩张自己的防御范围。换句话说，神经症不只保护他们的核心特质，也以同样的强度来保护许多其他的属性（工作、名声、角色、虚荣、性能力、健壮的体格）。因此，许多人在事业或其他属性受到威胁时，变得过分紧张。“去认同”是罗伯托·阿沙鸠里心理综合系统的重要部分，试图通过让人们系统地想象去除自己的身体、情绪、欲望，最后是思维，帮助人们达到“纯粹自我意识的核心”。对死亡的觉察促使人能够区分核心和附属品，进而重新投身于核心而脱离其他。

亲近之人的死亡，为许多人提供了最为本质的认识，即他们自己也会死亡。保罗·兰兹伯格谈到所爱之人的死亡时说：我们与死去的人共同组成一个“我们”。在这个“我们”中，这一全新生命的特殊力量引领我们走向生命的觉察，即我们自己也必须死……我和那个人形成的共同体似乎突然解体了；可是，这个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自己，我感觉死亡就在我自身存在的中心。丧偶常常激起人类根本性孤独的问题；失去重要的他人使人更明确地觉察到，虽然我们努力地在世上双双相伴同行，但是根本性孤独仍然是我们必须承受的。没有人可以与他人同死或是为他人而死。

任何挑战病人世界观的事情，都可以作为治疗师的支点，用以撬开病人的防御，使他看到生命存在的内部。海德格尔强调只有在机器突然坏掉时，我们才能觉察到它的作用。只有移除掉对抗死亡焦虑的防御，我们才能完全明白这些防御的内涵。所以，愿意探寻的治疗师会发现，每个发生在病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无可挽回的事件，都隐藏着存在性焦虑。雅克在其精彩的文章《死亡与中年危机》中强调，中年人特别容易受到死亡观念的烦扰。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一个人的头脑，常常是无意识地，开始被自己已经“不会再成长只会更衰老”的想法所占据。人们把前半生都花在“独立的成就”上，终于到达了人生的巅峰（荣格称四十岁是“人生的正午”），不料竟猛然发现潜藏于生命之下的死亡。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受到威胁或是退休的事实，是特别有效的催化剂，能够增加人们对自身死亡的觉察。最近一项针对职业生涯发生激变的中年人的研究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面对自身存在处境的背景下，决定“退出”或简化他们的生活。

即假设死亡恐惧是焦虑的基本来源，也就是说，死亡恐惧出现于生命早期，它在塑造性格结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并在一生中不断地引发焦虑，这导致了明显的苦恼和心理防御的建立。尽管死亡焦虑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存在于生命的最深层，但它却受到严重的潜抑，极少被完整地体验，牢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大部分病人而言，以死亡焦虑本身为临床表现的并不常见；死亡焦虑也很少成为治疗中明确的主题，尤其是短程心理治疗。既然死亡焦虑如此紧密地连结着存在，那么它就有着与其他概念体系的“焦虑”所不同的含义。存在主义取向的治疗师，虽然希望减轻焦虑的破坏性后果，但却不希望消除焦虑。没有焦虑，就不能活出真正的生活，也无法面对死亡。焦虑既是敌人，也是向导，它可以指出真正的存在之路。治疗师的任务是把焦虑减轻到比较舒适的程度，然后利用这种既存的焦虑来增加病人的觉察力和活力。治疗师必须牢记的另一个要点是，即使死亡焦虑没有明确地出现在治疗对话之中，以死亡觉察为基础的焦虑理论，仍然能够提供一个参考框架，一种解释系统，这或许可以大幅度地增加治疗的效果。死亡焦虑受到强烈潜抑，它并不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在谈到死亡恐惧时，格雷戈里·纪尔布格说：“如果这种恐惧一直存在于意识之中，我们就无法拥有正常的功能。必须适当地对它进行潜抑，才能保证我们舒适地生活下去。”

尽管死亡无所不在，并且有大量丰富的机会可以来探索它，可是大部分治疗师却发觉增强病人的死亡觉察和修通死亡焦虑的任务格外困难。否认使得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充满困惑。死亡恐惧存在于知觉的每一个层面——从最容易意识到、最表面、最理性的层面，到最深层的无意识领域。通常病人表面上对治疗师的解译表示领悟，而在深层仍是一种否认。病人可能会对治疗师的提议进行回应，审视他们关于有限性的感觉，但是会谈逐渐变得没有收获，资料变得索然无味，对话变成理性讨论。联想的中断、缺乏，情感的分裂，都是阻抗的表现并且必须以此为依据进行处理。治疗师必须锲而不舍，必须继续搜集证据、对梦进行工作、坚持他的观察，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不同角度处理相同的焦点。与死亡有关的问题，或许看起来太过平凡、太过明显，以至于治疗师觉得坚持下去是很愚昧的。可是简单和持续是克服否认所必需的。

治疗师最好从概念上谨记，围绕死亡的焦虑既是神经症性的，同时又是正常的。全人类都在体验死亡焦虑，可是有些人死亡焦虑的体验过于强烈，以至于它泛滥到他们的很多体验领域，导致高度不安和/或对抗焦虑的一系列防御，这些防御阻碍了成长并且常常产生继发性焦虑。治疗师遭遇的是自我调节失败的死亡焦虑。治疗师可用的一种方法是着眼于改变、调整病人当前的心理动力。我相信，对临床工作者而言，有一个特别有用的公式：死亡焦虑与生活的满足成反比。如果能帮助病人体验到生活的满足感增强，治疗师就能使过度的焦虑平静下来。当然，这个公式是循环的，个体正是由于过度的死亡焦虑才会活在受限制的生活中——致力于更多的安全、生存和解除痛苦，而不是成长和实现的生活。

提供给治疗师立足点用以对抗死亡焦虑的另一个概念是“脱敏”。脱敏的意思是，伴随着反复地接触，人们可以习惯任何事情——甚至死亡。治疗师或许可以用类似的、克服其他形式恐惧的技巧帮助病人应对死亡恐惧。治疗师让病人一次又一次地暴露于较轻程度的害怕之中，帮助病人操控他所害怕的对象，并从各个方位来审视这个对象。蒙田注意到了这个原则，他写道：然而对我来说，似乎有一种确定的方法让我们自己熟悉死亡，并在某种程度上尝试它。我们可以拥有它带来的经验，即使不是纯粹而完美的经验，至少也有些用处，这些经验使我们更为坚强、更加放心。即使我们不能触碰到它，但我们能靠近它、观察它；即使我们不能进入它的堡垒，但至少随着不断地接近它，我们能看见它并变得熟悉它。处理焦虑的另一个有用的原则是解剖和分析。像有机体一样的灾难性恐惧感通常包括许多令人害怕的成分，可以对它们进行理性的分析。鼓励病人（包括日常心理治疗的病人和临终的病人）审视他们的死亡并找出各种恐惧成分，可能是有用的。许多人是被面对死亡时的无助感压倒的；事实上，我治疗过的临终病人团体，就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化解恐惧的来源上。主要的策略是，把附带的无助感觉和真正的无助区分开来，真正的无助是面对人们无法改变的存在处境的无助。我曾看到，临终的病人通过选择控制生活中可以控制的部分而重获力量和控制感。有些病人可能改变他与医生互动的方式：他或许坚持要了解关于自己疾病的全部信息，或是坚持要参与重要的治疗决定，或是不满意现在的医生而换另一位医生。有些病人是让自己投入社交活动中。有些人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权，他们兴奋地发现自己可以选择不做那些不想做的事。有些人相信，发展出新的处理心理压力的方法将改变癌症的进程，于是他们积极地进行心理治疗。即使当所有事情似乎都超出了人的控制时，人们还是有力量控制自己面对命运的态度——重新解释自己无法否认的事实。

死亡帮助我们了解焦虑，提供了一个心理动力的架构，它是解译的基础，也是一种能够激发观点大幅转变的边界经验。其他每一项终极关怀各自提供了完整心理治疗体系的不同环节：自由帮助我们理解承担责任，做出改变、决定和行动的承诺；孤独阐明了关系的角色；而无意义则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一种原则，即投身于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