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第六章责任

2025年2月11日-17日

这里“责任”的含义与让-保罗·萨特所写的负责任是“成为一个事件或者某物的毫无争议的作者”中责任的含义相同。责任意味着个人原创。意识到责任等同于意识到自己是自我、命运、生命中的困阻和感受的创造者，也是个体自身痛苦的创造者。

只有通过人建构世界的方式，世界才获得了意义，用萨特的术语说，这是“对己存有”。在世上，没有超脱或者独立于“对己存有”的意义。康德对哲学的革命的核心是他认为人的意识、人的思维结构的性质为真实提供了外在形态。空间本身“不是客观和真实的，而是主观和理想化的；其现在如是，过去亦如是，是由思想本质中自带的恒定定律所产生的框架，用来协调所有外在的感觉”。海德格尔把个体称为“此在”。自我是二合一的，它是一个经验自我（一个客观自我，那个在那儿的某物，世界中的一个客体）；它又是一个先验（建构性）自我，建构了自身和世界，也就是为自身和世界负有责任。这种角度下的责任是必然与自由彼此纠结的。萨特对于自由的观点有着深远的意义，他说：人类不仅仅是自由的，而且注定是自由的。进一步说，自由的概念扩展到不仅要为世界负责（也就是将意义注入世界），还要为个人的生活负责，不仅仅是为个人的行动负责，也要为不作为负责。这两个层面的责任，即对意义的赋予和对行为的责任，对于心理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个体构建了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也因此为此负责，这个认识是令人惊恐的洞察。如果不是个人的创造，世上万物都没有意义。用这种方式体验存在是令人头晕目眩的。任何事都不是它过去看起来的那个样子了，这就像人脚下的地面突然裂开了一样。实际上，无根感常常被用来描述觉察到责任时的主观体验。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将无根感带来的焦虑称为“焦虑的底端”，也就是最根本的焦虑，它要比死亡焦虑切入得更深。实际上，许多人把死亡焦虑看作是无根感焦虑的一个象征。对于无根感带来的焦虑，我们的反应与面对其他焦虑时类似，即逃避。首先，和死亡焦虑相同，无根感焦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显著。对于那些深入思考便会让自己意识到根本性的无根感的情境，例如作决定、孤独、自主的活动，个体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人们追求秩序、权威、宏大的图景、魔术等，即那些比自己“大”的东西。其他反抗无根感焦虑的防御与人们对抗“我的死亡”的防御机制相同，因为对死亡和无根感的否认往往是相耦联的。然而，最为有力的防御恐怕是把个体所体验到的（也就是事物所显现的样子）认作是现实。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世界在那里，我们进入或者离开它。但正如海德格尔和萨特所说，表象为否认服务。我们建构世界的方式是让它看起来独立于我们的建构。以经验世界的方式构建世界也就是把它看作是独立于我们自身的。

曾为我们提供结构支持的社会和心理机制已然萎缩，我们必须要面对自由。但是我们对此毫无准备，太多的东西要去承受，太多的焦虑需要释放，不管是个体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人们都在疯狂地找寻着可以将自己与自由隔离开的办法。每位治疗师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都会遇到几种逃避责任的防御实例，包括强迫性、转换责任、否认责任（“无辜的受害者”、“失控”）、避免自主行为，以及与决策有关的病理。个体最为常见的对抗觉察责任的动力性防御之一是建构一个没有自由体验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受到某种不可抗拒的、自我疏离的（“非我”）的力量的影响。我们把这种防御叫做“强迫性”。许多个体把责任转换到另一个人身上，以避免个人责任。不愿意意识到责任的背后，永远潜藏着对无根感的焦虑。另一种逃避责任的方式是暂时的“非理性”。一些病人暂时性地进入一种非理性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们可能有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他们即使对自己也无需解释自己的行为。在对这类病人进行检视的时候，治疗师会发现所谓“失控”行为绝对不是毫无章法的，它们实际上是有目的的，能带给病人继发性获益，并且自我欺骗性地逃避责任。治疗师常常因为某些病人而备感挫折，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如何能够帮助自己感觉好一些，但就是莫名其妙地不能迈出这一步。

为了帮助病人承担责任，治疗师必须在如下的理念框架中考虑问题和做出行动，即病人创造了自己的痛苦。治疗师必须判断每个病人在自己的困境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且找到让病人理解这一点的方法。除非病人完全意识到是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痛苦，否则是不可能有改变的动机的。治疗师的首要任务是关注这个问题，识别逃避责任的情形和方法，并且让病人知道。治疗师的工作是指出病人无论做或者不做某种行为，都是在决策过程之中，病人会因此明确对自己未来的责任。这种方式给了病人是选择神经症性需求还是选择需负责任的自由的机会。如果他能够选择负责任的自由，那么他就会走出打破神经症人格结构的第一步。换句话说，治疗师专注于让病人意识到，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得面临选择，不能逃避自由。

在试图增强病人对责任的觉察时，治疗师很快会发现治疗中有一个不请自来的现象，那就是内疚感，即责任的阴影。内疚感通常会阻碍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进程。存在主义治疗中的“内疚”与传统治疗中的内疚有所区别。在传统治疗中，内疚指的是一种做错事的感觉，这是一种具有渗透力的、让人很不舒服的状态。这种状态被形容为伴有焦虑的负面自我评价。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为内疚这个概念增添了新的维度。一个人感到内疚并不仅仅是因为对别人有过错或者是违反了某种道德或社会规范，它也包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感到内疚。海德格尔使用了同一个词“罪”来指代内疚感和责任。海德格尔在讨论了对内疚一词的传统用法之后，提出：“感到内疚同时也有负责的意思，也就是作为某件事的促进者、执行者，甚至是起始原因。”所以人的负疚感的强烈程度，等同于人对于自身、对于自身世界的责任感。当人们听到“良心的呼唤”时（也就是让人直面自己真实存在的呼唤），人们总是会感到“内疚”，感到内疚的原因是人们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真实的可能性。奥托·兰克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当我们限制自己不去经历很激烈很敏锐的生活，也不实现自己的潜能时，我们为自己未被运用、没有活过的生命感到内疚。这种关于个体有着独特的潜能，渴望能实现其潜能的观点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圆满实现”指的就是充分实现潜能。第四大原罪是懒惰，被许多思想家诠释为“无法把人知道自己能做的在真实生活中实现的罪”。这在现代心理学中是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出现在几乎每一位现代人本主义或者是存在主义理论家或治疗师的著作之中。虽然对它的称呼有所不同（“自我实现”、“自我认识”、“自我发展”、“潜能发展”、“成长”、“自主”等），但其内在的含义是简单一致的：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潜力，而且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很早就有认识。无法充分尽己所能生活的人，会体验到一种我在此称为“存在的内疚”的深刻的、强烈的感受。但是人如何能发现自己的潜力呢？人怎么能在遇到它时认出它来呢？人如何知道自己迷失了呢？海德格尔、蒂利希、马斯洛和罗洛·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一致的回答：“通过内疚！通过焦虑！通过良心的呼唤！”他们一致同意存在的内疚具有积极、建设性的作用，可以引导个体回归自我。当病人告诉霍妮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她常常简单地反问道：“你有没有想到过问问自己？”在存在的核心之处，人是认识自己的。